宋朝

趙匡胤因其發跡在宋州，故國號曰“

《南宋》紀錄片(6張)

宋”，因皇室姓趙，故也稱作趙宋，^[17]  又因五德終始說，宋朝為火德，故又別稱“火宋”、“炎宋”，尊稱為大宋。宋朝定都開封，稱為東京。^[18]  後逐步統一中國，由於疆域相對南宋而言到達黃河以，所以被後世稱之為北宋。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東京，北宋亡。宋高宗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18]  登基繼承皇位，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史稱南宋，趙構成為南宋第一位皇帝。紹興八年（1138年），以臨安府（今浙江杭州）為行都，稱為行在。^[18-20] 

近代史學家陳寅恪稱宋朝為“天水一朝”。^[21] 

五代時期，後周恭帝繼位後，命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軍隊駐紮在宋州。960年，後周大將趙匡胤在陳橋黃袍加身，建立宋朝^[23-24]  ，定都開封，後改為東京開封府，並設陪都西京。宋太祖所面臨的另外一項事業就是統一全國。趙匡胤在與趙普雪夜商討後，決定以先南後北為統一全國之步驟。^[25] 

趙匡胤首先行假途滅虢之計，滅亡了南平和楚。之後又滅亡後蜀、南漢、南唐三國。^[26]  太祖一心希望統一全國，還設立封樁庫來儲蓄錢財布匹，希望日後能夠從遼國手中贖買燕雲十六州。開寶九年（976年）八月，太祖再次進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留下“燭影斧聲”的歷史疑案。其弟趙光義即位後忙於整頓朝政，統一事業暫告停止。^[25] 

趙光義即位之事頗有疑雲，是為“燭影斧聲”事件，民間也一直傳說趙匡胤是被趙光義害死的。為確保政權的合法性，趙光義丟擲其母杜太后遺命之說，即“金匱之盟”。^[25]  趙光義穩固統治皇位後，繼續國家統一事業，先是割據福建漳、泉兩府的陳洪進及吳越錢氏歸降，其後再滅亡北漢。太平興國四年（979年）五月，趙光義不顧大臣反對，趁滅亡北漢的餘威，從太原出發進行北伐遼國，起初一度收復易州和涿州。

後來趙光義先後逼死太祖之子趙德昭和趙德芳，又貶黜趙廷美到房州，兩年後趙廷美就死於謫所。趙光義長子趙元佐也因為同情趙廷美而被廢，另一子趙元僖暴死，最後襄王趙元侃被立為太子，改名恆。^[29]  至道三年（997年），趙光義駕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繼恩等企圖立元佐為帝。宰相呂端處置得當，趙恆才順利即位，即宋真宗。宋朝也開始進入全盛時期。^[30]  趙光義本人附庸風雅，喜好詩賦，政府也因此特別重視文化事業，宋朝重教之風因此而開。趙光義還喜好書法，善草、隸、行、篆、八分、飛白六種字型，尤其是飛白體，宋朝的貨幣淳化元寶上的字也是他的親題。^[25] 

宋真宗上臺後勤政治國，北宋由此進入鹹平之治。^[32-33]  雍熙北伐後，遼國常在宋遼交界處搶劫殺掠^[34]  ，到景德元年（1004年）終於演變成大規模侵宋戰爭^[35]  。宰相寇準力主抗戰，宋真宗親征，宋軍士氣大振，與遼軍相持在澶州城下，遼軍被迫求和。經過幾番交涉，兩國議和成功。和約主要內容是：宋每年給遼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開放邊境貿易，雙方為兄弟之國。史稱該和約為“澶淵之盟”^[36]  。

後來，寇準漸漸失寵，宋真宗開始信用王欽若。王欽若擅長逢迎，深知趙恆希望營造天下太平的氛圍，於是極力鼓吹宋真宗封禪。王欽若本人也與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聯手，在各地製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宋真宗之意。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先後三次封禪。^[38] 

宋真宗與皇后劉氏無子。一次宋真宗偶爾臨幸劉氏的一名侍女李氏，結果李氏與於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產下一子（趙受益），也就是後來的宋仁宗。後來劉氏與另外一名嬪妃楊氏共同撫養這名孩子。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宗封泰山、祠后土、祭老子祠之後，於是決定將應天府升格，建為南京。^[39]  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宋真宗正式封趙受益為太子，並改名為趙禎。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廿日，宋真宗駕崩。太子趙禎即位，劉皇后被尊為皇太后，在趙禎成年前代理軍國大事。從此開始了劉太后十六年的垂簾聽政時代。^[40-41] 

宋仁宗執政早期一直處在劉氏的陰影之下，直到劉氏死後他才得以施展抱負^[42-43]  。趙禎皇后雖是曹氏，但他一直特別寵愛一名張貴妃。但張氏出身低賤，一直未能成為皇后。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張氏去世。宋仁宗竟以皇后之禮處理喪事，並追封為溫成皇后，結果出現的一生一死兩皇后，可謂曠古未見。^[40] 

西夏李元昊於大慶二年（1038年）稱帝后，宋夏之間爆發了數年的戰爭，宋軍屢戰屢敗，導致了重熙增幣。^[44]  爾後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呂夷簡、富弼、包拯、韓琦等能臣推行慶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國家進入建國以來最繁榮的階段。但是一些守舊派人物指稱這些改革派官吏拉幫結夥，互相吹捧，是朋黨。由於宋仁宗一向最厭惡結黨營私，這些官僚後來多被貶為地方官。短暫的慶曆新政就此結束^[45]  。在邊疆上，宋仁宗任用大將狄青，先後弭平了南蠻儂智高的叛亂和西夏的挑釁。^[40] 

宋仁宗死後，接替即位的是宋英宗。他是宋真宗之弟商王趙元份之孫。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為皇太子。宋英宗多病，最初朝政都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後，宋英宗才開始親政。但是宋英宗親政半個月後就爆發了濮議事件，這場爭論長達十八個月。時間起因是宰相韓琦提請討論關於宋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朝中因此分成兩個派別，一派認為應稱宋英宗生父濮王為皇伯，另外一派則認為應該稱為皇考。最終曹太后下旨，稱宋英宗之父為皇考。才平息了這場爭論。但總體來說，宋英宗還是一位有為的君主。他繼續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膽挖掘新人。宋英宗也非常重視書籍的編修，《資治通鑑》的寫作就是他所提出發起的^[46]  。^[40] 

宋英宗去世後，他的長子宋神宗趙頊^[48]  即位。宋神宗在位期間，宋朝初期制訂的制度已經產生諸多流弊，民生狀況開始倒退，而邊境上遼和西夏又虎視眈眈。宋神宗因此銳意改革，啟用著名改革派名臣王安石進行朝政改革，將其任命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包括均輸、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馬、方田均稅等。但是，新法的實行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對新法強烈反彈。加上全國天災不斷，宋神宗的新法實行的決心也有所動搖。^[49-50] 

熙寧七年（1074年），北方大旱，一名名叫鄭俠的官員向趙頊上呈一幅流民圖，圖中景象慘不忍睹，宋神宗因此受到極大震撼。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暫罷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項法令。儘管這些法令不久之後得到恢復，但宋神宗與王安石之間已經開始不信任。熙寧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出知江寧府。後來變法派中的官員呂惠卿肆意妄為。王安石因此回京復職，但是他依然受到保守派的堅決阻撓。熙寧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長子去世，王安石藉機堅決求退，宋神宗於十月再次罷免王安石的相位。^[50-51] 

後人對熙寧新法的評價非常兩極，新法的推行效果遠不如王安石預想。新法的實行雖然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和耕地面積，但是卻嚴重增加了平民的負擔。熙寧新法在軍事上的改革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軍隊戰鬥力無明顯改善。加上王安石操之過急，將需要很長時間社會演進才能完成的十餘項改革在短短數年內全盤推行，使變法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52]  。而且，新法實施到了後期，條文與執行效果相差越來越大，一些措施從利民變成擾民。新法執行過程中用人不當也是最後失去民心的原因，變法派中如呂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人品相當有爭議的人物。有的更被視為小人。對於這次改革，以“大歷史”著稱的史學家黃仁宇評論這次變法：“早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世界裡其他地方提出。”^[50] 

王安石被罷後，宋神宗繼續改革事業，號為“元豐改制”。元豐改制雖與熙寧變法並稱為“熙豐新法”，但改革力度無法同熙寧變法相提並論。伴隨著國力的增強，宋神宗將焦點轉移到外患上。他決心消滅西夏。熙寧五年（1072年）五月，宋神宗開始西征西夏，取得了很大勝利，也大大鼓舞了神宗的信心。元豐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發生政變，宋神宗藉此再次征討西夏。結果卻遭到慘敗。宋神宗因此一病不起。元豐八年（1085年）正月初，宋神宗立六子趙傭為太子。而宋神宗頒佈的新法雖然曾短暫被其母高太后廢，但不久又陸續恢復，不少甚至沿用到南宋時期^[55]  。宋神宗駕崩後，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對剛即位的宋哲宗趙煦嚴加鉗制。高太后信用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並冷落宋哲宗，結果引發嚴重的新舊黨爭。宋哲宗親政後，貶斥舊黨，信用新黨，變法事業因此得到了持續。^[50] 

宋哲宗沒有留下子嗣，死後由他弟弟趙佶^[57]  即位，是為宋徽宗。宋徽宗專好享樂，對朝政毫無興趣，他自幼愛好筆墨、丹青、騎馬等。趙佶的生活糜爛，喜好逛青樓。還大興土木，聽通道士所言，在開封東北角修建萬歲山，後改名為艮嶽。艮嶽方圓十餘里，其中有芙蓉池、慈溪等勝地。裡面亭臺樓閣、飛禽走獸應有盡有。徽宗還在蘇州設立應奉局，專門在東南搜刮奇石，是為花石綱，引得民怨沸騰。^[58-59] 

宋徽宗不理朝政，政務都交給以蔡京為首的六賊。蔡京以恢復新法為名大興黨禁，排斥異己。蔡京即位次日，就下達了一個禁止元祐法的詔書。此即謂元佑奸黨案。正直的大臣因此全被排斥出政治中心。宋徽宗本人好大喜功，當他看到遼國被金國進攻後，便於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節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雙方商議兩國共同攻遼，北宋負責攻打遼的南京和西京。滅遼後，燕雲之地歸宋，過去宋朝給遼國的歲幣改繳金國。此即為海上之盟。^[59] 

但宋朝軍隊卻被打得大敗。最後金兵掠去燕京的人口，並剋扣營、平、灤三州。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分兩路南下攻宋。趙佶嚇得立刻傳位其子宋欽宗趙桓。宋欽宗患得患失，在戰和之間舉棋不定。後來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啟用李綱來保衛東京。雖然一度取得了勝利，但是金朝並未死心，二度南下。^[59-60] 

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太原淪陷。十一月，開封外城淪陷，金軍逼迫宋欽宗前去議和。閏十一月卅日，宋欽宗被迫前去金營議和，三日後返回。金人要求索要大量金銀。宋欽宗因此大肆搜刮開封城內財物。開封城被金軍圍困，城內疫病流行，餓死病死者不在少數。^[59] 

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宋欽宗被廢，貶為庶人。七日，宋徽宗被迫前往金營。金朝另立張邦昌，建立一個名為“大楚”的傀儡政權^[61]  。徽欽二帝被金人掠到五國城。北宋後宮和大量官民女眷被抵押給金國，其中大部分被沒入金國官妓院—洗衣院，史稱靖康之恥或靖康之禍。^[62]  宋徽宗被封為昏德公，宋欽宗被封為重昏侯。最後兩人客死異鄉五國城。^[59] 

宋徽宗在朝政上毫無建樹，但他在書畫上的造詣頗深，徽宗的書法和繪畫都在中國藝術史上有重要地位。徽宗獨創瘦金體，並重視書畫事業。翰林書畫院的地位大幅提高，《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張擇端就是其提拔。就連其子趙構也受到薰陶，成為傑出書法家。^[59] 

金國在靖康之難中俘虜了眾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趙構是其中的一位漏網之魚。靖康二年（1127年），趙構從濟州南下到陪都南京應天府即位為宋高宗，於鴻慶宮謁太祖廟^[64]  ，改元建炎，重建宋朝。半年之後，為避金兵進攻，以巡幸為名，先後流亡至揚州、蘇州（後升為平江府）、江寧府（後升為建康府，今江蘇南京）、越州（後升為紹興府）、杭州等地，均以“行在”名之。

金朝也一路南撲，直逼杭州，宋高宗無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溫州沿海漂泊了四個月之久。由於南方天候潮溼河道縱橫，加上南宋軍民的英勇抗戰，金主帥完顏兀朮決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鎮江時，被宋將韓世忠斷掉後路，結果被逼入黃天蕩。宋軍以八千人之兵力圍困金兵十萬，雙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後金軍用火攻才打開缺口，得以撤退，金軍又在建康被岳飛打敗，從此再不敢渡江。^[65-67]  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升杭州為臨安府。紹興八年（1138年），定都臨安府，實為“行在”。^[18] 

在南宋“中興四將”中，最著名的就是岳飛。他通過北伐奪取了金朝扶植的偽齊政權控制的土地。一直打到距開封僅四十五里的朱仙鎮。北方義軍也紛紛響應岳飛。以至於金人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並一度打算放棄開封，渡河北逃。但此時宋高宗連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飛班師，北伐之功毀於一旦。紹興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與金達成《紹興和議》^[68]  。宋每年向金進貢銀廿五萬兩，絹廿五萬匹。後藉口“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岳飛，宋高宗生父宋徽宗的靈柩和生母韋皇后才被送回南宋。^[67] 

宋高宗任用秦檜為相，他

宋高宗南遷路線(5張)

上臺後，迫害與自己政見不同的官員，聯姻外戚，結交內臣。宋高宗對於秦檜的行為也只是默許。後期由於秦檜權勢太大，引來宋高宗的警覺。例如宋高宗親下命令，使秦檜的孫兒失去狀元。秦檜的權勢日漸下降。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病重，他又策劃讓其子接替相位，被宋高宗否決，不久就一命嗚呼^[69]  。^[67] 

秦檜去世後，宋高宗一方面打擊其餘黨，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員。宋高宗因喪失生育能力，他從太祖趙匡胤的兩名後裔趙瑗和趙璩中選擇繼承人。紹興卅二年（1162年），趙瑗被立為太子，並改名趙昚。紹興卅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顏亮南侵，被虞允文在採石擊退。此事讓宋高宗萌生退意。紹興卅二年六月，五十六歲的高宗下詔退位，太子趙昚即位，是為宋孝宗。他自己則稱太上皇，居德壽宮，高宗成為太上皇后，縱情享樂，花費巨大。^[67] 

宋孝宗即位後，改革朝政，力圖恢復，宋朝相對進入到一個興盛時期，宋孝宗平反岳飛冤獄，起用主戰派人士，銳意收復中原。隆興元年（1163年）四月，宋孝宗令李顯忠、邵巨集淵等出兵北伐。北伐雖然一度勝利，但由於各路將領不和加上輕敵思想，北伐歷時僅二十日就告失敗。之後，宋孝宗不得已與金和談，隆興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簽定和議，史稱隆興和議。^[71-73] 

但宋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復中原，繼續整頓軍備。不過由於虞允文等一批主戰派將領的辭世，最後北伐事業不了了之。在內政上，宋孝宗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汙，加強集權，重視農業生產。總體說來，宋朝的內政形勢有所改觀。宋高宗死後，宋孝宗對政治日益冷感，最後決定讓位於其子趙惇，也就是宋光宗。然宋光宗即位不久就患了精神疾病，加上他對自己非常不孝，讓宋孝宗十分傷感。紹熙五年（1194年）七月，宋孝宗去世^[74]  。^[71] 

宋光宗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其父孝宗的周遭大臣，因此他即位兩年後就日漸瘋癲。紹熙五年七月，宋孝宗病死後，宋光宗竟然不服喪。臨安城內混亂不堪，局勢不穩。宗室趙汝愚和趙彥逾便開始祕密策劃立新君。最後，太皇太后下詔，宋光宗被奉為太上皇。他的兒子趙擴即位，是為宋寧宗，改元慶元（1195年）。六年後，宋光宗去世。史載寧宗“不慧”，智商低下。宋寧宗一朝都被兩名權臣——韓侂冑和史彌遠操控。^[75]  儘管宋寧宗智商低下，但總體而言尚算一名忠厚之主。^[71] 

宋寧宗初期，趙汝愚任宰相。趙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於皇室任職宰相本就不合禮法，加上韓侂冑煽風點火，最後他被罷去相位。但是，民間依然十分懷念他，臨安城門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詩文。韓侂冑為了徹底清除趙汝愚的影響與排斥異己，假借學術之名，製造慶元黨禁。將理學稱為“偽學”，而朝中信仰理學的大臣又多反對韓侂冑。韓侂冑藉此將信仰理學的士大夫全部趕出政府。^[76] 

慶元六年（1200年），韓侂冑見理學已構不成威脅，便解除黨禁。但是，黨禁不得人心，為了籠絡士人，韓侂冑又借北伐的名義蠱惑人心^[77]  。開禧二年（1206年），韓侂冑貿然進行北伐，結果很快就遭到了失敗。北伐的失敗讓韓侂冑成為眾矢之的。他的政敵史彌遠藉此與主和派和韓的反對派集結成聯盟。而金人又以殺韓侂冑作為和談條件之一。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彌遠等偽造密旨，將韓侂冑殺死。從此之後開始了史彌遠專政時期。史彌遠與楊皇后勾結，大權獨攬^[78]  。^[76] 

宋寧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於是他立沂王的兒子趙竑為太子。趙竑對史彌遠的專政非常不滿。因此史彌遠廢趙竑太子之位，改立趙昀為皇位繼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閏八月三日，宋寧宗去世。趙昀接替即位，是為宋理宗。但是，史彌遠繼續其的專政，而宋理宗也奉行韜光養晦的策略。^[76] 

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彌遠去世。宋理宗終於擺脫了史彌遠的陰影。次年，宋理宗改元端平，實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端平更化”。理宗將史彌遠舊黨盡數罷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觀。同時在北方，金朝正面臨蒙古的步步緊逼，面臨亡國。朝中的對外政策也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應該聯蒙抗金；另一派認為應該銘記脣亡齒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訓，援助金朝，讓金成為宋的藩屏^[79]  。^[76] 

紹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來商議宋蒙合作夾擊金朝，當朝大臣大多贊同，只有趙範反對。宋理宗答應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諾滅金之後將河南還給宋朝。但是這只是口頭協定，沒有留下書面協定，因此埋下了後患。金哀宗得知後，也派使節來宋朝陳述厲害，希望聯合抗蒙，但被宋理宗拒絕。宋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滅金事宜。

紹定六年（公元1233年），宋軍攻克鄧州。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縊，金朝滅亡。宋將孟珙將金哀宗遺骨帶回臨安。宋理宗將金哀宗遺骨供奉於太廟，以告慰徽、欽二宗在天之靈^[80]  。^[76] 

金朝滅亡後，蒙軍北撤，河南空虛，理宗意圖據關（潼關）、守河（黃河）、收復三京（東京開封、南京應天、西京洛陽）^[81]  ，光復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趙葵為主帥，全子才為先鋒，下詔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復南京。七月五日，宋軍進駐開封。但由於糧草不濟，貽誤戰機，宋軍進攻洛陽時被蒙軍伏擊，損失慘重。各路宋軍全線敗退。端平入洛宣告失敗，宋在此役中損失慘重，大量精兵與物資付諸流水，也為之後蒙古侵宋提供藉口。端平入洛之後，宋理宗怠於政事，沉迷於聲色犬馬，朝政大壞^[82]  。

宋理宗兩子早夭，因此最後理宗擇其弟趙與芮之子趙禥為皇儲。由於趙禥其母曾在懷孕期間服用過墮胎藥，因此趙禥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詔立趙禥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宋理宗去世，趙禥即位，是為宋度宗。宋度宗即位後不理朝政，整日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右丞相賈似道因此擅權。賈似道結黨營私，排斥異己。終日在葛嶺別墅中與妻妾玩樂，由於他好鬥蟋蟀，時人稱他為“蟋蟀宰相”。他禁止讓前線戰事讓宋度宗瞭解。襄陽、樊城被圍三年後，宋度宗才得知此事。^[83] 

端平二年（1235年），蒙軍首次南侵，被擊退。蒙軍並不甘心失敗，於次年九月和第三年兩次南侵，其前部幾乎接近長江北岸。由於宋軍奮勇作戰，打敗蒙軍，再一次挫敗蒙軍度江南下的企圖。而後，南宋軍民又在抗蒙將領孟拱、孟瑛、餘玠等人的指揮下，多次擊敗蒙軍，使其不得不企圖繞道而行。開慶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征戰合州時受宋軍的流矢所傷因而死於軍中。其弟忽必烈正於鄂州與宋軍交戰，聽到訊息後，立即準備撤軍以便奪取大汗之位，賈似道藉機派人與忽必烈議和，以保太平。^[82]  鹹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建國號為元。鹹淳十年（1274年）七月九日，年僅35歲的宋度宗去世。^{[82]  [83]} 

宋度宗去世後，其長子趙㬎即位，為宋恭宗。當時，宋朝的統治已進入癱瘓狀態。德祐元年（1275年）春，元軍攻克軍事重鎮安慶和池州，威逼建康，長江防線崩潰。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賈似道能出征，結果宋軍大敗。賈似道被貶，在赴任途中被監押官鄭虎臣所殺。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常州淪陷，元軍舉行大屠殺。不久平江也告淪陷，臨安人心惶惶。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臨安城裡舉行受降儀式，宋恭宗被俘。南宋滅亡^[84]  。宋室和廣大的愛國軍民始終沒有投降，拼命抵抗。^[83] 

趙㬎之弟趙昰和趙昺被大臣保護逃出臨安。趙昰在福州即位，是為宋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文天祥在陸地組織軍民反抗元軍侵犯，而朝臣陳宜中、張世傑、陸秀夫等人護送趙昰和趙昺乘船南逃，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組成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小朝廷抵達雷州。四月十五日，年僅十一歲的趙昰去世。陸秀夫與眾臣擁戴趙昺為帝，改元祥興。^[83] 

在元軍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遷往崖山（廣東新會）。元軍在漢人將領張弘範領軍緊追在後，對崖山發動總攻，宋軍全線潰敗。趙昺隨陸秀夫及趙宋皇族八百餘人集體跳海自盡^[85]  。張世傑率領水軍餘部突圍而出來到海陵山腳下，聽說陸秀夫揹負帝昺共同殉國的噩耗。張世傑悲痛不已，墮身入海，愛國軍民紛紛投海自盡。至此，宋朝至此宣告徹底滅亡。^[3]  張弘範特於此立“張弘範滅宋於此”碑。^[86]  崖山海戰極為慘烈，戰後，有十萬人自殺殉國，海上都是屍體。文天祥親自目睹慘狀，作詩云：“羯來南海上，人死亂如麻。腥浪拍心碎，飆風吹鬢華。”^[83] 

部分學者認為宋朝滅亡是“崖山之後無中華”。^[87] 

宋朝疆域變化(7張)

政和元年宋因五代之舊，結束了自安史之亂以來的分裂局面，基本完成了統一。宋朝與遼國的疆界長期穩定在雁門山-大茂山-白溝一線。由於失去燕雲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邊界上廣植柳樹。在與西夏的作戰方面，宋神宗力圖開擴疆土，取得了綏、熙、河、洮、岷、蘭等州。哲宗時又進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與貴德一帶的土地。崇寧三年（1104年）收復失地，置隴右都護府。建炎南渡之後，宋朝領土僅限於秦嶺淮河以南、岷山以東地區。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懷德軍又被西夏所取。宋朝也在與大理交界處設立了黎、敘、瀘、黔、邕等州。^[88]  紹興八年（1138年）金國領三省事宗磐等人將河南、陝西之地歸還宋朝。^[89]  紹興十一年（1141年）《紹興和議》後，以淮水—大散關為宋金國界，南宋割唐、鄧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大半予金。^[90] 

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鎮割據的教訓，一級行政區劃改為“路”。至道三年（997年）始定為十五路，包括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荊湖南、荊湖北、兩浙、福建、西川、峽、廣南東、廣南西五路。鹹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為利州、益州二路，分峽路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為江南東、西二路。熙寧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為東西二路，分陝西為永興軍、秦鳳二路。之後又將河北路分為東西二路，分京東為京東東、京東西二路。崇寧五年（1106年）又將開封府升為京畿路。^[88] 

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約，約定滅遼後宋得燕山府路和雲中府路。結果後來並未設定。建炎南渡後，宋朝設立兩浙東、兩浙西、江南東、江南西、淮南東、淮南西、荊湖南、荊湖北、重慶府、夔州、潼川府、京西南、成都府、利州、福建、廣南東、廣南西十六路。宋朝的行政區劃設定與地方政治制度可謂重內輕外，中央高度集權。雖然避免了藩鎮割據的局面，但導致地方防務貧弱，也讓終宋一代外患不止^[92]  。^[88] 

宋朝共有四個京城，分別是東京開封府、南京應天府^[15]  、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18] 

宋朝名臣(11張)

宋朝的政治體制大體沿襲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長官擔任，而是另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又增設參知政事為副相，通稱執政，與宰相合稱“宰執”。宋朝的相權大幅萎縮，僅負責行政職能。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合稱二府，掌文武大權。又設鹽鐵、戶部、度支三司，主管財政大權，號稱計省。這樣三司、宰執、樞密使三權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宋朝還在御史臺之外增設諫院和置諫官，這些都是監察機構，負責彈劾等事宜。^[93-94] 

宋太祖建國初年，為加強皇權和軍事階層的穩定，決定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將領剝奪權利^[96]  。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都點檢這個重要的禁軍職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武官的軍權，禁軍的領導機構改為殿前司和侍衛司，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和馬軍都指揮使（三帥）統領。但是，三帥無發兵之權。宋朝在中央設立樞密院來負責軍務。樞密院直接對皇帝負責，其他任何官員都不得過問。而樞密院雖能發兵，卻不能直接統軍，這樣就導致統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同時，宋朝經常更換統兵將領，以防止軍隊中出現個人勢力，戰爭時戰區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監擔任，而且改變戰略必須經過皇帝同意，對宋朝戰力有負面影響。宋朝的建國兵力部署“守內虛外”，但在熙寧年後首都駐軍減少。^[97] 

北宋中期以後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使得軍事費用增加，對統兵將帥限制太多“權任輕而法制密”^[98]  ，將不專兵，動相牽掣，“元戎不知其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讓自任。”^[99]  和軍紀不明使宋軍嚴重缺乏訓練，終日“遊戲於廛市間，以鬻巧誘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100]  “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101]  。張演評說：“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102]  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103]  南宋軍隊的主力為屯駐大兵以及三衙。屯駐大兵戰鬥力較強，多屬私人召募部隊，如岳家軍，有“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說。這時朝廷控制軍隊的能力已經弱化，樞密院的權責也逐漸縮小。紹興十一年，韓世忠﹑岳飛等將領的兵權相繼被削減^[104]  。

宋代軍事技術的巨大進步，宋朝以前仍處於冷兵器時代，從宋朝開始火器登上戰爭舞臺，使用霹靂炮、震天雷、引火毬、鐵火炮、火箭、火毬、火槍、火炮等火器，逐步進入冷兵器和火器並用時代。水戰裝具的發展，舟師仍在江河、瀕海地區發展，南宋時還尚有車船。投石機方面有車行炮、單梢炮、七梢炮與旋風炮等^[106]  。

城防設施發展出城制、弩臺、敵樓等設施。其中以山城防禦體制最具有名，南宋守將餘玠於四川防禦蒙軍，為了鞏固渝川地區，他採用“守點不守線，連點而成線”的方針，修築釣魚城（重慶合川區東）、大獲（四川蒼溪南）、青居（四川南充南）、雲頂（四川金堂南）、神臂（四川合江西北）、天生（重慶萬州區西）等十餘城，形成一個防禦網，成功抵禦蒙軍攻擊^[107]  。

宋朝實行自願性的募兵制^[108]  並且將災年招募流民、饑民當兵，作為一項傳統的國策，有社會福利性質，起到穩定政權作用。軍隊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是中央軍，也是宋朝軍隊的主力。廂軍是各州的鎮兵，由地方長官控制。鄉兵則是按機關抽調的壯丁。藩兵是防守在邊境的非漢民族軍隊^[109]  。^[93] 

在兵種結構上，步兵為主要兵種，並配有少量騎兵，車兵則逐步消失。沒有北方良好牧地提供足夠戰馬的問題終宋一代始終困擾著宋國軍備（尤其在主要敵國遼、金皆有優勢騎兵的情況下特別嚴重），併成為兩宋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97]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110]  宋代對南方大規模的開發，促成經濟中心南移。^[111] 

宋代的農材賦役制度，大致延續唐末的兩稅法，但增加了丁稅，而差役則甚為繁重造成人民負擔，因此王安石變法時有免役法的推行。關於歲入1.6億貫實為銅錢、米麥、白銀、布棉、絲絹、草料等不同物產單位的合加總數^[112]  ，宋代財政最高收入為六千餘萬貫^[113]  ，商稅佔財政總收入約70%。^[93] 

宋代大興水利，大面積開荒，又注重農具改進，農業發展迅速。^[115]  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116]  至道二年（996年），全國耕地面積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餘頃。^[111] 

各種新的農具在宋朝出現，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農田每年可畝收一石，江浙地區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北宋時宋真宗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111] 

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棉花盛行種植於閩、廣地區。茶葉遍及今蘇、浙、皖、閩、贛、鄂、渝、湘、川等地。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南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蘇常熟，天下足”之稱。甘蔗種植遍佈蘇、浙、閩、廣、等省，^[117]  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製糖術的專著：王灼著《糖霜譜》。^[111] 

宋朝哥窯——米色釉貫耳瓶北宋的主要礦產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時期金屬礦藏達到兩百七十餘處，較唐朝增加一百餘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廿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廿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卅三萬斤。^[111] 

宋朝官窯、民窯遍佈全國。時有開封官窯、汝州汝窯、禹州鈞窯、龍泉哥弟窯、景德鎮景德窯、建陽建窯、曲陽定窯等七大名瓷窯，以及分佈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南洋、印度、中西亞等地區。其中鈞瓷以神奇的窯變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產量而位居宋瓷之冠。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製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戶，遍佈全國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111] 

官窯（開封）、鈞窯（禹州）、汝窯（汝州）、定窯和哥窯，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硃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並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111] 

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時至今日，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111] 

宋朝的絲、麻、毛紡織業都非常發達。西北地方流行毛織業，重慶、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織業非常發達。到了南宋時期，廣東雷州半島地區和廣西南部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兩浙和渝川地區絲織業最發達。宋朝政府還在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設立織錦院，也就是官辦的絲織作坊。而相關的印染業也因此發達起來。^[111] 

宋朝時期，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稈等。重慶、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地。渝川地區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於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朝的印刷業分三大系統，官刻系統的國子監所刻的書被稱為監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於私刻系統。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最好，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其中以臨安國子監所刻的書品質最好。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型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於後世。^[111] 

宋朝造船技術水平是當時世界之冠。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沉。隔水倉技術，經馬可·波羅介紹，傳入歐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廠分佈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時期，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時代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111] 

宋朝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太宗時期，每年鑄幣八十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六百餘萬貫。由於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123]  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南宋於1160年（高宗紹興三十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幹道五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111] 

會子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額僅三百萬貫。到幹道四年僅七年的時間，發行額增加到七百萬貫。之後固定在一千萬貫。儘管會子的加印與隆興北伐有關，但是由於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沒有相應追加，幣值增長指數已經達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會子發行額增加六十五倍。會子雖與銅錢可自由兌換，但由於會子不斷貶值，兩者匯率也急遽走低^[126]  。^[111] 

寧宗宣佈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後，會子之多猶如決堤之水，物價飛漲猶如脫繮野馬，出現了會子擠兌銅錢的現象。嘉定二年，會子換界。政府規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兌換，同時嚴禁不按比例兌換會子，否則抄家，並鼓勵打小報告互相揭發。這無異於宣佈會子已經信用破產。但是這依然沒能阻止拒收會子的風潮，會子也進一步貶值。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社會無論中下層都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政府發還抄沒的家產，並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來回收舊會子^[126]  。^[111] 

嘉定五年後危機才漸漸平息。從此之後，會子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政府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會以濫印鈔票飲鴆止渴。理宗親政後，由於十六及十七界會子數量巨大，險些再度造成通貨膨脹。端平入洛之後，會子與銅錢的匯率從端平初年暴跌廿五個百分點。十八界會子發行量更加大。米價漲到每鬥三貫四百文，是孝宗年間的十一倍。淳祐七年，理宗頒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永遠使用。希望藉此來抑制物價上漲。但是兩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卻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已與廢紙無異。景定五年，賈似道規定十七界會子須在一月之內全部換成十八界會子，並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127]  ，宣佈關子與會子的兌換比例為一比三。結果通貨膨脹更惡性發作^[128]  。^[111] 

宋朝瓷器(19張)

由於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朝時期全國僅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129]  宋朝先後在廣州、杭州、泉州、密州板橋鎮、潤州、蘇州、溫州、江陰軍、明州、嘉興府（秀州）華亭縣（松江）、澉浦鎮（海鹽）和嘉興府上海鎮（上海）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130]  。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111] 

宋朝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佔大宗。元豐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立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131]  。^[111]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裡、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裡、斯伽裡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132]  。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藥、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南宋紹興（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佔中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133]  。^[111] 

南宋時期，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蔘、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133]  。^[111] 

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全國有6418500戶、約達3210萬人^[134-135]  ，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戶統計範圍的戶數則該年有687萬戶、近3710萬人；至大觀四年（1110年）全國有20882258戶、46734784口^[136]  ，經學者考證宋代戶口只統計承擔賦役的成年男丁，故認為實際人口達11275萬，並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現在靖康之亂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國有2340戶、12600萬人。^{[9]  [137]} 

宋金之際因戰亂人口大量銳減，靖康之亂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約有1360萬戶，到紹興五年（1135年）南宋境內約有1086萬戶、5650萬人，自平定民亂和紹興和議後南方人口逐步恢復，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約有1240萬戶、6450萬人；南宋中後期因“人稠地狹”人口增長緩慢^[138-139]  ，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達到戶口峰值，官方統計有12670801戶、28320085口^[140]  ，學者考慮到隱戶問題認為該年應有1550萬戶、8060萬人。^[9] 

靖康之難後，中國再次出現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現象。這次南遷有兩波，第一個高潮是從“靖康之難”到《紹興和議》，第二個高峰則是在金主完顏亮南侵期間，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若以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與崇寧元年（1102年）比較，兩浙路戶口增加26萬戶、江南西路增加42萬戶、福建路增加33萬戶、潼川府路增加24萬戶，夔州府路增加14萬戶，宋金之際大約有五百萬北方移民遷入南方各地。^{[9]  [1]  [137]} 

在人口分佈上，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全國人口總數中南方佔56.9%、北方佔43.1%，這是唐末五代北方長期戰亂、南方相對和平發展的結果，不過宋代統一後並沒有導致北方人口在全國所佔比重上升，經過百年的發展到元豐元年（1078年）南方在全國所佔人口比重上升至62.6%，而北方則下降至37.4%，到北宋後期的崇寧元年（1102年），南北各佔比重已是64.1%及35.9%。^[141] 

宋代，在整個社會經濟、文化推動下，科學技術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兩宋的科技成就不僅成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上的一個高峰，也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處於領先地位，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中國四大發明，在宋代得到改進並應用。提到兩宋科學技術時，人們還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夢溪筆談》。如李約瑟博士把沈括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夢溪筆談》則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座標”。^[143-144]  在其他方面也有頗多成就，如醫學方面，醫學從此前的三科分為九科，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著作《洗冤錄》。針炙有了很大發展。《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所收藥物比《唐本草》新增四百七十六種。^[145] 

宋朝的歷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寧宗慶元四年頒佈的《統天曆》。該曆法由楊忠輔創制。它與現代所測數值只相差26秒，而與現行的公曆所採用的資料相同，比西方《格里曆》的頒行早383年。但因推測日食等不驗，《統天曆》只使用到開禧三年。同年又造《開禧歷》代替統天曆，行用於世45年。^[146] 

完成了儒學復興，傳統經學進入了“宋學”的新階段，產生了新儒學即理學。促進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匯的深入發展，完成了古文運動。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人佔了六家，詞達到全盛，話本在中國文學史上開闢了新的紀元。史學體裁多樣，興起了方誌學、金石學；著作豐富，史家輩出，達到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頂峰。書院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如書法、雕塑、石刻、繪畫等都達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發展。^[145] 

宋朝文學十足發達，秉詩、詞、散文都有偉大成就。讓宋朝散文走向興盛並承接古文運動的大師是歐陽修。歐陽修的散文主旨明確、內容充實、平易自然，為宋朝散文的風格奠定基調。三蘇之中，蘇洵的文章以議論見長，文風雄奇勁簡。蘇軾的文章灑脫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帶些憂鬱，前後《赤壁賦》等文章確定他在文壇上不可撼動的地位。他的弟子也頗有出息，陳師道、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和李膺號稱“蘇門六君子”。

南宋時期，蘇軾的散文甚至成為科舉考試的範文，時人言：“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而蘇轍的文章疏於敘事而長於議論。曾鞏忠實的追隨歐陽修的風格，以記敘文和議論文為主。文風自然純樸，少有華麗辭藻。王安石也以議論文為長，風格雄健自然。但是到了南渡之後，宋朝的散文就開始衰落，其後的文人都無法同北宋六家相比”^[148]  。 楊萬里的詩歌清新活潑，以天然風景為主；范成大的詩歌關心民生，詩風清麗秀婉；陸游的詩以愛國著稱，他的詩對偶工整，後人言“好對偶被放翁用盡”^[149]  。

宋詩雖不及唐詩，但遠在明清之上，正在編撰的《全宋詩》收錄宋詩作品達十六萬多首之巨。與散文相同，歐陽修也開創宋朝的詩風，中國詩歌史上第一部詩話《六一詩話》就是其所著。王安石詩風工練，比歐陽修更講究修辭技巧與典故運用。^[150] 

蘇軾的詩變化多端，雄放灑脫。其吸收前朝所有詩人的手法，並長於各種詩體，尤其是古體與七言近體，可謂別開生面，奔放靈動，成為宋詩一代大宗。黃庭堅雖出於蘇門，但卻開創江西詩派，他的詩歌模仿杜甫，講究煉字煆句，顯得耐人尋味。之後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和尤褒，也堪與北宋三家相比。

詞是曲子詞的簡稱，也稱長短句。根據《全宋詞》的記錄，宋朝詞人達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殘篇總計達到兩萬零四百多首。詞是宋朝文學的標誌性體裁。晏殊被稱為宋朝詞家初祖，其詞和婉明麗。歐陽修的詞也富於花間派之風格。柳永在宋詞發展史上具有轉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詞令人耳目一新，確定長調的地位，充實詞的形式，豐富詞的表現手法。作品廣為大眾喜愛以至於當時人言“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152]  。

其後，蘇軾又對宋詞進行徹底的革新，他創立豪放派，擴大詞的選材範圍，為後來的南宋愛國詞奠定基礎。周邦彥是格律派的始祖，其後的女詞人李清照也屬此列。在靖康之難後，憂患意識使得豪放派佔據詞的統治地位。其中以辛棄疾為大成。^[153] 

此外，宋代“說話”（評書）非常流行，說話的內容就是話本。最著名的話本有《三國志平話》、《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等；一些明清白話小說也是根據宋朝的話本改編。^[154] 

衣：崇尚節儉——奢侈之風盛行。

食：北宋肉類以羊肉為多——南宋羊肉價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較為簡陋，稍稍富裕點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結合。

行：牛車——騾子——乘轎。^[13] 

宋朝的城鎮商品經濟特別發達。北宋末期有四十六個十萬口以上的城市。包括開封、洛陽、應天（今商丘）、大名、杭州、鎮江、蘇州、江陵（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長沙）、泉州等。宋朝首都東京開封府人口達到百萬以上，店鋪多達六千四百餘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割槽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開設，還出現夜市與曉市。南宋行在臨安府（今杭州）人口在1274年達到125萬，城內極其繁華，時人稱為東南第一州。就連南宋滅亡後，馬可·波羅依然稱杭州為“天城”。^[159]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遊樂場所，內有勾欄，專供大眾娛樂。東京的瓦舍就有十多座。臨安的瓦舍見於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內容呈現商業化、專業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新趨勢。演出的內容主要包括說唱、戲劇、雜技和武術等。其形式多樣，深受大眾的好評。^[159] 

南宋城市則出現了以娛樂體育活動為主的體育組織，造成原因是南宋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市民階層的壯大以及城市文化生活的高度發展和行會組織的大發展。^[160] 

而在農村，宗族制度成為維繫社會的主因。二十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權只向下延伸到縣衙，其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在理學的教化下與士人的影響下，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 ；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族長通過訂立鄉約鄉規來保持社會的秩序。地方紳士通過辦學、救濟事業、修橋鋪路等手段造福鄉里。^[161] 

由於受到程朱理學的影響，貞節觀在宋朝得到發揚，從五代末到宋朝開始在中上層階層婦女實行的纏足風俗嚴重迫害婦女的身體與心靈，官妓這種制度在宋朝已經淪為賣淫的代名詞。^[162] 

宋朝外敵頻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針對不同的外交物件，給予不同的館待禮遇，並使之專門化。遼與金國都對宋朝構成巨大威脅，其外交事務主要由樞密院的禮院負責^[163]  ，包括文書往來、使節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豐年間，樞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國信，南宋沿襲之。此外，宋朝專門設定主管往來國信所，作為負責與遼、金交往的具體事務機構。而西夏、高麗、越南（宋朝先稱之為“交趾”，後改稱“安南”。宋時越南歷經丁、前黎、李、陳等王朝統治）等國，由於宋朝視他們為藩屬國，所以發出的外交文書和禮物等皆稱“制詔”或“賜”，對其國家的外交承認被稱為“冊封”。宋朝在京城設定許多外交接待館驛，作為國家接待各國使節的地方。遼國在都亭驛，西夏在都亭西驛，高麗在樑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鶻、于闐在禮賓院，三佛齊、真臘、大理、大食等國家在瞻雲館或懷遠驛。^[1] 

宋朝奉行朝貢體制，然而將重心放在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也就是“來則不拒，去則不追”^[164]  。這樣既有利於外交往來，又給朝廷帶來實惠，使外交和經濟獲得雙贏。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與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對大軍壓境的遼國時屢立奇功。他以理挫敗自傲的遼使，迫使遼使行參拜之禮，後又兩次出使遼國，挫敗遼國割地要求。富弼分析宋、遼、西夏三國的關係，認為遼與西夏強盛的原因是獲得中國的資源與人力而至，^[165]  並且協助宋朝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下來。沈括以翰林侍讀學士的身分，出使遼國交涉劃界事宜，獲成而還。他在出使途中繪記遼國山川險阻及風俗人情，完成《使虜圖抄》，上於朝廷。《宋史》稱：沈括“使契丹。凡六會，敵人環而聽者千輩，無以駁其議。”洪皓在南宋危難之時出使金國，被拘15年，但仍不願投降金國。洪皓曾屢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國城（黑龍江依蘭縣）的宋徽宗、宋欽宗及在臨安府的宋高宗祕密傳遞訊息。歸國後，宋高宗稱他“雖蘇武不能過”。^[166]